人何为人?人是一个生命体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作为政治人物的官员，无疑要与社会各界人士打交道，并与他们产生相应的关系。腐败行为并非个体的独立行为，是各种人际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。从大量案例来看，官员的腐败大都通过各种关系而发生，其中官商之间、官员之间连锁腐败的频率最高，可以说不正当的官商关系是导致腐败的重要渠道。因此，构筑官商关系新生态是重构政治生态应有之义，毕竟良好的政治生态有利于促进官商关系正常化，不良的官商关系必然会侵蚀或破坏政治生态，两者交叉互补，相辅相成。

　　勾肩搭背 隐含不可告人的交易

　　官商关系介于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之间，由于两种生态系统不太健康，致使当下的官商关系颇为微妙，彼此之间皆有“勾肩搭背”的偏好。勾肩搭背一词，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3月在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到的：现在的社会，诱惑太多，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。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，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，“官”“商”交往要有道，相敬如宾，而不要勾肩搭背、不分彼此，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。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，要守住底线。

　　勾肩搭背，是一种表示亲昵的肢体语言，用来描述不正常的官商关系极为生动形象。如果官员与商人勾肩搭背，则表明两者关系非常亲密，甚至暧昧。毛泽东说过：“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”官商之间过度亲密，其中必定有猫腻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涉及权钱交易。每曝光一件腐败案例，总会看到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。

　　据媒体披露，官商成为勾肩搭背的朋友有五种类型。一为长期合作型，一些手握实权的高级官员，他们不会随便吸纳商人进入朋友圈，只有少数知根知底、交往与合作长久的商人，才能有资格与他们勾肩搭背。二为家属中介型，很多腐败案例中可见家属的身影，有些“谨慎”的官员并不直接参与权钱交易，而是由家人私下活动，或为官员与商人牵线搭桥，或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牟利。三为结干亲型，一些商人为了攀附权贵，倚靠大树好乘凉，削尖脑袋与官员结为“亲戚”，以便双方亲近到勾肩搭背地步。四为同乡会型，“亲不亲故乡人”，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”，基于“乡党”情结，身为同乡的官员与商人组成帮会，相互帮衬，共同谋利。五为私人定制型，主要是商人揣摩官员喜好，以便投其所好，彼此形成默契;官员如若喜好书画古玩，商人则想方设法猎取书画古玩满足其雅趣。

　　上述五种类型官商朋友，无论哪一种，都具有功利色彩，其目的无不指向利益。商人之所以热衷于与官员结为朋友，无非是看中官员拥有掌控资源的权力，借权力出手相助，可以获得巨大利益;官员之所以乐意与商人牵手，也不外乎为了权力寻租，将商人变为自己的提款机，让权力变换出真金白银。正是基于共同目的(利益)，使官商之间容易一拍即合，进而勾肩搭背，直至狼狈为奸。所以，在矿产资源、土地出让、房地产开发、工程建设、项目审批、政府采购、企业改制等诸多领域，时常会出现官商勾结的身影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以权钱交易结成的朋友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朋友。别看那些官商平时勾肩搭背，看上去关系很铁，其实经不起考验。如果那些官员失势或犯事了，那些商人朋友就会对他敬而远之，甚至检举揭发他，让他备感世态炎凉。如果商人犯事了，为了使自己将功赎罪，也会供出那些官员朋友。面对商人朋友落网，官员通常会刻意疏远避嫌，虽然有时会出手相救，但未必是为对方着想，更多的是自我保护，怕对方把自己抖搂出来。不过，非为道义结成的朋友，终究是靠不住的。

　　义利之别 准确把握官商之定位

　　官商勾肩搭背从事权钱交易，既有体制机制问题，也有伦理道德问题。构筑官商关系新生态，非常有必要厘清官商角色之定位，依此完善制度设计，从而使二者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职，各得其所，不缺位、不错位、不越位。

　　官员是治理国家的公职人员，主要从事政务活动，为社会公众服务。从政治伦理上讲，官员的职业操守、行为准则与价值取向，主要体现在公正方面。孔子云：“政者，正也。”唐太宗说过：“为政莫若至公。”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，公正原则是政治学的最高原则，政治就是追求人的最大的和最高的善，“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(正义)”，公正则体现为维护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立党为公，执政为民。所以，官员的角色意义就在于维护公平正义;离开了公平正义，官员就不成其为官员。

　　商人或企业家是经营企业的管理人员，主要从事经济活动。亚当·斯密认为，实现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，他把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称为“经济人”。在《国富论》中他提出了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：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，他们仿佛被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所指引，从而产生合意的市场结果。所以，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好方式。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，亚当·斯密谈到了人的自爱与自私。在自私的动机下，可能出现不择手段攫取钱财的丑恶现象。为了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，避免公民之间相互伤害(这种伤害包括对人身、财产和自由的伤害)，就需要正义的力量来进行调节。

　　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，就必须界定官员该做什么不可做什么，商人该做什么不可做什么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认为，“政商关系就是类似于裁判和球员的关系，双方要明确自己的职责，不能混为一体，应该有底线、有距离。”官员犹如足球场上的裁判，商人或企业家犹如球员，两者皆有明确的分工。球员必须按游戏规则踢球，凭技术战术赢得比赛;裁判不参与踢球，只需秉公执法，如有球员犯规，根据其情节严重，出示黄牌或红牌，以维护公平竞赛。裁判如果接受某一方贿赂，不依规则判决，随意吹黑哨，会使比赛失去公平，也会引起观众的鄙视与唾骂。

　　现实生活中，不少官员竟然淡忘自身角色定位，与商人结为勾肩搭背的朋友，直接干预或参与经济活动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，不讲规矩不守法纪，利用裁判权吹黑哨，让商人廉价利用国有或集体资源牟取暴利，自己也获得丰厚回报;有时甚至合伙做局，空手套白狼，攫取不义之财。比如某商人通过某官员廉价获得城郊土地搞房地产开发，虽然两人都发了大财，但绝对是不义之财，因为它来路不正，没有经过公开公平的交易而廉价获得土地，必然侵害城郊居民的利益，同时商人的行贿费用也会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最终是购买住房的消费者埋单。

　　现代政治学认为，官员的权力为人民所赋予，理应为社会公众服务，故可谓“公仆”。如果官员热衷于与某些商人牵手，合伙谋取私利，那么他将由“公仆”异化为某些商人的“私仆”;从侵害公共利益角度看，他已然异化为“公贼”。官商进行权钱交易，不仅仅是侵害公共利益，而且严重侵蚀公平正义，毒化社会风气，败坏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，贬损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。

　　君子之交 重塑官商关系新生态

　　商人(企业家)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，官员则是社会发展的管理者与引领者，官商之间建立良好的生态关系，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。重塑官商关系新生态，其目的意义就是要达到习总书记所要求的，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交往有道，相敬如宾。

　　所谓君子，就是古代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格的化身，具有正直、坚毅、自强自尊、重义轻利等美德。人性毕竟是复杂的，现实生活中的官员未必都是君子，尤其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，他们很可能见利忘义，陷入权钱交易难以自拔。所以，有必要对官员加强思想教育与廉政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与道德操守，使之成为君子，或接近君子。然而，思想教育只是软约束，更为管用的还是制度建设。从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上讲，哪怕官员或商人并非君子，也要像君子那样交往，相敬如宾，清淡如水，不得搞幕后交易。

　　要使官商之间能保持君子之交，关键在于如何配置与约束官员的权力。权力的配置首先是确定权力的界限，该管的要管好，不该管的绝不能大包大揽。为防止权力行使者滥用权力干预微观经济，除发挥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外，还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权力的职能、范围、责任、运行流程，任何人不得越权。权力的约束，主要是公开权力运行程序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全方位进行监督。要形成全方位、立体化的监督体系，切实推行党内监督、民主监督、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，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。要加强对官员经常性的管理监督，确保权力始终健康有序运行，让官员始终保持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的警觉，做到有权不任性、位高不擅权、权重不谋私。

　　通过完善权力配置及其运行机制与监督机制，修复操作系统的漏洞，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。在清明的政治生态中，官员当好裁判员角色，恪尽职守，正确行使权力，就不想、也不能与商人勾肩搭背。实际上，包括商人在内的社会公众都需要良好的政治生态。商人并非天生喜好仰人鼻息，看官员脸色行事;只是因为政治生态不好，可以浑水摸鱼，他们才热衷于与官员套近乎。

　　当然，即便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，也难免出现官商勾结。为了防止个别官员、商人的行为变异，确保官商生态持续健康良好，必须时刻启用防火墙，及时进行杀毒。对于任何人来说，法纪都是带电的高压线，谁触犯了，谁就要受到惩罚。官员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，不管是“老虎”还是“苍蝇”，都必须严肃查处;商人贿赂官员，以不正当手段谋利，同样要依法惩办，绝不姑息养奸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树立法纪的权威，使官员与商人敬畏法纪遵守规矩，自觉维持良好的官商生态关系。

　　习总书记指出：“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，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。”政治生态一旦达到山清水秀了，官商关系生态也会山清水秀。官员与商人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职。官员忠于职守，廉洁奉公，商人就不必挖空心思向官员“公关”，而把心思用于打理企业，通过加强管理与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凭实力参与公平竞争而获取利润。两者之间没有利益瓜葛，自然能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相敬如宾。(陈良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