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言官彪炳史册，跟言官建制密切相关。明代在前代基础上，建立了一套更为完整严密的监察官员选拔、激励、考核制度，为明代反腐监察的正常运转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。

　　一是精选言官，保证素质。明代在言官的政治素养、德行品格、学识经验、体貌年龄等方面，有明确严格的标准和要求，入选言官者必须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都具备，即必须兼具伦理道德修养，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识，渊博的文化知识，善辩的口才，仕途经历和实践经验，以及年富力强、体貌端厚等条件。从实际情况看，明代90%以上的言官为进士出身，而明中后期士人考取进士的比例只有4%左右，可见这支队伍的精粹。

　　二是激励奋发，委寄甚重。为激励言官恪尽职守，明代在政治地位上给予言官特殊的待遇。首先是言官位卑权重，地位冲要。大多言官虽仅为七品官，但权势很重，不仅能够接近皇帝，参与权力核心，职位高的九卿对言官也不敢怠慢。对言官的激励还体现在言官赏赐丰厚，升迁迅捷。如嘉靖年间，熊浃以给事中出为参议，后至吏部尚书，从七品官升到二品，只用了几年时间。明代言官敢言，这种重赏激劝机制起了很大作用。

　　三是考核周密，严加约束。明代除了对言官实行与其他官员一样的定期考核外，还针对言官职业专门颁布了《责任条例》等法纪法规，规范言官的行为及考核言官的内容和标准，如规定监察官员不得泄露机密，不得擅自立碑建祠，不得铺张浪费等。同时，对言官失职的惩处也要比常人加三等。这种约束机制对严肃政风、整饬吏治，保证言官监督作用的发挥具有一定的功效。

　　不过，从明代言官反腐监察的实际情况看，明前、中期监督作用发挥良好，而晚明时期则分化蜕变明显。言官由反腐倡廉的“去污剂”，最终沦为腐朽堕落的“催化剂”，其中的历史教训值得探究。

　　言官监督作用的良性发挥

　　反对皇帝怠政奢靡，是言官对最高层进行监督的主要任务。正德十二年，武宗想出关游乐，在居庸关被巡关御史张钦杖剑挡驾，拒不开关。武宗无奈，只好乘张钦出巡他处之机，黑夜微服偷偷出关，疾驰而去，一路不断询问御史何在，生怕张钦追拦。

　　弹劾和纠察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，是言官反腐监察的另一基本内容。按照明代等级制度，三品以上大官才能穿绯色官服，但七品御史在弹劾揭发官员不法行为时，可以穿绯衣，被揭发的官员会被当堂拿下。所以每当御史穿绯衣入朝的时候，作奸犯科者莫不两股战栗。

　　御史巡视州县，对廉洁奉公的官吏鼎力推荐，对贪官污吏则毫不留情。隆庆时，佥都御史海瑞巡抚应天，地方上的贪官污吏闻风丧胆，不等抓捕就丢下官印远远躲避。

　　言官坚持反腐，跟言官自身清正廉洁有关。有些言官虽居官多年，居然连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很匮乏，甚至因清苦而在死后贫不能殓的例子也多见诸史册。言官的清贫还跟明代官俸微薄有关，生存压力太大，难以长久地出淤泥而不染。晚明时期，贪贿成风，一些言官利用职权大捞特捞。因而，适当提高监察官员的待遇，加强监管，让其不敢贪、不必贪、不想贪，是历史的经验教训。

　　反腐者沦为腐败者

　　明中后期，随着明朝统治渐趋腐败，言官各种腐败恶习纷纷暴露出来。

　　有的言官巡视时滥用职权，考察不实，举劾不公，败坏地方吏治。随着言官权势扩张，加上约束言官的纲纪逐渐被破坏，言官利用职权赃秽狼藉的情形日益严重。正德时，巡按山东御史胡节回京前，暗示布政使等地方官要有所表示。于是，地方官就借取、截留修庙钱、香钱及县银等三千多两，送给胡节，并中饱私囊。

　　晚明言官蜕变表现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，是其身陷门户，党同伐异。代表官方舆论的言官沦为党争骨干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开路先锋，加剧了朋党斗争的残酷、激烈程度，使得本已混乱不堪的朝政愈加腐败。特别是崇祯年间内忧外患，需要上下同心，共克时艰，但是言官和廷臣争论不休，导致很多重大事情久议不决，使得明中央政权的办事效率极为低下。

　　出身精良的言官群体为什么会发生蜕变?首先在于言官拥有的监督权缺乏独立性和坚实的法律保障。在皇帝拥有最高监察权和最后裁决权的前提下，言官作为皇帝的耳目和权力制衡的工具，依附于皇权，其反腐监察效果如何，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意志和喜好。由此可见，建立垂直独立的监察组织体系，对保障监察权能的真正实现至关重要。其次在于言官的权力没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。在权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，言官迷失自我，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权力，以权谋私，徇私枉法。最后，言官遭遇到官员抵制和权臣奸佞的打击报复，抵挡不住，明哲保身，丧失职业道德。这些都表明明代监督、制约和制衡的权力结构尚不完善。(蔡明伦)